多肉植物的文化背景

世界有關多肉植物最古之文獻，爲英國王室植物園圖書館收藏之紀元前約350-287年間，希臘博物學家提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原著之英譯本《植物之探究》（Historia Plantarum，希臘文：Περὶ φυτῶν ἱστορία）一書。該書曾對大戟科（Euphorbiaceae）多肉植物有所描述，其英譯本原意如下：“基督羅西亞之木；一種帶刺植物，有葉及根，各枝均披銳次，枝葉折傷處流出大量乳液，此乳液與人類及其它動物之乳汁相似”。公元1175年，宋代范成大（號：石湖居士）所著《桂海虞衡志》“志草木”一篇中，曾提及“龍骨木”之名（“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是東方最早提及多肉植物的文獻。十八世紀，瑞士植物學家奧古斯丁·彼拉姆斯·德·堪多於1716年完成鉅著《多肉植物之歷史》（Plantarum Historia Succulentarum）三卷，始確立“succulent plant”一詞，爲多肉植物名稱之由來。德·堪多以後，復經過一系列之植物學家，研究發展而臻進步，如喬治·邊沁，約瑟夫·道爾頓·胡克，Charles Edwin Bessey，約翰內斯·戈特弗裏德·哈利爾（1868-1932），史蒂芬·恩德利希，奧古斯特·威廉·艾希勒，阿道夫·恩格勒，Alfred Barton Rendle（1885-1938），Oswald Tippo等，進而依花披（萼及瓣）和子房的關係位置，植物生態習性及花批的性質（無瓣、離瓣、合瓣）或依生態學、分佈學、遺傳學、組織學、地理學、化石學等而詳予分類，始有今日之細密詳實分類法。

在東方，對多肉植物之具體研究以日本較爲進步。日本自1769年研究風氣已很盛行，如當時之學者中澤以正曾著《中山傳信錄物產考》一書，書中含有大戟科多肉植物的繪圖介紹，並稱之爲“霸王鞭草”。日本明治時代園藝家鬆澤進之助氏，將“Succulent Plants”一詞譯成漢字“多肉植物”（タニク ショクブツ），是爲此名詞之來源。我國自明代以後，對多肉植物研究較少，但華南一帶民間栽培多肉植物卻很普遍，其中產自雲南之雲南石蓮（景天科）、球蘭（夾竹桃科）等頗爲有名。明朝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及高濂撰之《遵生八箋》（1591年），均對多肉植物有所提及。

保護現狀
在南非，對於每種植物最主要的威脅已經通過南非紅色瀕危物種名錄確定。對南非植物區的主要威脅包括基礎設施發展，城市擴張，作物種植，木材種植和開礦。自然植物們的生存環境被不可逆轉的破壞。這種自然環境上的損失是迄今爲止對南非植物造成的最嚴重的傷害。總共影響了1600多個種羣，其中大多都屬於多肉植物。外來侵入植物物種超過本土植物物種是另一個可怕的威脅。同時還出現了嚴重的棲息地退化，包括過度放牧，不適當的自然火災管理（包括太頻繁，太少或完全不發生季節性火災），清除森林和熱帶草原上的灌木和樹木等。這些不良因素可能會使自然植被完好無損，但卻會干擾甚至破壞重要的生態系統，導致對環境較爲敏感的物種的流失。
收穫這種利益是不可持續的，因爲這些利益來自於破壞性地去除野生植物和毀滅它們的棲息地，用於本地和國際貿易的樹皮（藥用和觀賞植物）以及建築和工藝材料。而另一個潛在危害是人口因素，包括由於人口密度高而導致的種羣繁殖成功率低。同時環境上還受水，土地或空氣的污染。對化學物質敏感植物，通常是受有害工業和農業化學物質影響而滅絕，如堆積的化肥，殺蟲劑和除草劑。物種動力學的變化表明由於本地物種收到自然相互作用的干擾，如傳粉媒介和分解者的喪失。而因此受到威脅的物種就容易滅絕。通常，嚴重的生存環境干擾可能會使一些本地物種具有競爭優勢，然後以與外來入侵植物“同流合污”，並且替代其他較爲脆弱敏感的本地物種。而氣候變化也已被確定爲對部分植物的威脅，特別是因氣候變化而導致無法正常休眠或者繁殖的植物就會大面積的死亡。而且因人爲因素造成的氣候變化並不容易預測，所以南非的一部分植物是相當危險的。當地有約25%的物種正處於瀕危狀態，有0.2%的物種在野外已經滅絕，例如番杏科金繩玉屬的多肉植物海葵（Jordaaniella anemoniflora），在野外已經絕跡。